陈独秀与张国焘，二者均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奠基人。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与中共一大共襄盛举；张国焘，则担纲主持了中共一大。他们均曾为党的事业倾注心血，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工作。然而，命运使然，他们最终背道而驰，站在了党的对立面。陈独秀虽与党分道扬镳，却始终保持着刚正不阿、清白无瑕的节操；而张国焘则投奔国民党，沦为历史唾弃的叛徒。
初期密切交往
1916年，陈独秀已是中国学界的璀璨明星，而张国焘则不过是北京大学初露头角的新生。彼时，陈独秀正居于上海，张国焘通过《新青年》杂志得以与之相识。五四运动席卷而来，随着北大学生被捕人数的激增，陈独秀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为营救被捕的同窗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该作品于6月12日，作者本人亲自走上街头进行宣传与分发。然而，不幸的是，他被暗探盯上，最终被捕并锒铛入狱。
在上海出席全国学联会议期间，张国焘闻悉陈独秀以及北京学生联合会十一位主要领导成员相继被拘捕的消息，遂迅速返回京城，投身于营救活动的第一线。
夏日炎炎，正值放暑假之际，校园空荡，学子们纷纷离校。北京学生联合会与北大学生会的同仁们，或遭拘捕，或远赴他乡，更有部分人隐匿行踪，以防被捕。营救行动举步维艰。张国焘不分昼夜地投入工作，疲惫时便在办公室的长椅上小憩，甚至餐食也常在办公桌前解决。在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下，陈独秀与学生们终得解脱。无罪释放陈独秀出狱之不久，为避再度被擒，在李大钊的精心护送下，悄然离京，并于1920年二月抵达上海。紧接着，张国焘亦因相似的顾虑，离京前往沪上。
在上海，张国焘与陈独秀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两人关系日益紧密。在5月初，张国焘返回了北京。转眼至7月初，肩负着李大钊的信任与使命，他再度赴上海，与陈独秀就建党事宜进行深入探讨，并受到了陈家的盛情款待，受邀入住。
中共一大闭幕之后，陈独秀卸下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重任，于九月重返上海，接任中央局书记一职。
在中共二大于上海召开之际，由张国焘领导的小组汇聚了从莫斯科及法国归国的众多青年党员，因此洋溢着勃勃生机，气氛亦愈发热烈。
陈独秀批评张国焘。
当时执掌中共上海区委事务的陈望道，坚持认为党的工作应当保持秘密性，而非公开化。这一立场让众多刚归国的党员感到沮丧，他们原本怀着满腔热血，准备投身于一场激荡的斗争。此状况亦引发了张国焘的不悦，而陈独秀对此却显得毫不在意。因此，中共二大闭幕之后，张国焘所领导的小组依旧频繁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推进工人运动的开展。
得知张国焘等人频繁举行秘密会议的消息后，陈独秀勃然大怒，斥责此举为“小团体主义”行为，意图削弱他的领导地位。在盛怒之下，他提出了辞职。此事随即引发严重后果，一时间，“张国焘密谋推翻陈独秀的领导权，取而代之”、“张国焘组建秘密组织意图暗杀陈独秀”等流言蜚语不胫而走。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隆重召开。陈独秀同志在报告中对张国焘同志进行了专门批评，他指出：“张国焘同志对党的忠诚毋庸置疑，然而，他的思想却过于狭隘，因而犯下了诸多错误。他在党内组建小集团，这一行为实属重大过失。”
在中共三大期间，张国焘与陈独秀之间的分歧再次显现。陈独秀采纳了国际代表马林关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建议，并主张所有工作应归属于国民党；张国焘则坚持认为从事工人运动的活动者不应加入国民党，因为那样将导致共产党失去其独特的使命——即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在会议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张国焘未能取胜。此次挫败，连同小组织问题，共同导致他在中共三大中未能当选，甚至未能当选为中央委员。
张国焘叛离延安，关系断绝。
大革命受挫之后，陈独秀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他坚信，我国革命之所以遭遇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强行推行的党内合作策略。然而，共产国际却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他一人。于是，陈独秀毫不犹豫地致信中央，毅然决然地辞去了中央总书记的领导职务。
在这转瞬即逝的时光里，张国焘与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同仁紧急组建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肩负起中央工作的重任，并宣布召回加入国民政府的所有共产党员。
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与纽曼抵达我国，在与张国焘、瞿秋白会晤之际，指出中共中央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作为惩戒，陈独秀已被剥夺了总书记的职务。至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会议，尽管陈独秀身为中央委员身在汉口，但罗明纳兹却禁止其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一个由瞿秋白担任总负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旨在取代张国焘所领导的临时中央常委会。
1928年五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着手筹备于六月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鉴于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共产国际特地提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以及罗章龙担任六大代表。在那日，张国焘与项英提前造访陈独秀的住所，力劝其赴莫斯科参与六大。然而，陈独秀却坚决拒绝了前往莫斯科的提议。
为了促成陈独秀前往苏联，瞿秋白亲自拜访并诚挚邀请，同时亦竭力争取陈独秀的挚友王若飞等人的支持，尽管如此，最终仍未达成所愿。
“若您不赴会，与共产国际及中央的关系破裂恐怕只是迟早之事。”而陈独秀则认为自己的境况与张国焘有别，即便出席亦难以挽回局面。他坚决表示不会出席六大，但未来愿意为中央刊物撰写短文，只是不愿涉足中央领导工作，既不为自己辩解，也不愿出面指责他人。
自此，张国焘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各自踏上了不同的征程。张国焘积极参与了中共六大，并在党内活跃了十年之久；相较之下，陈独秀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中共六大的参与，最终于1929年被中共开除党籍。即便如此，国民党仍将他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人，并将其列入黑名单。到了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不幸落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的魔掌。
张国焘与陈独秀的再度重逢，发生在张国焘背叛延安之后。那是在1937年8月，陈独秀在历经牢狱之灾后重获自由，他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抵达了武汉。
1938年四月，张国焘擅自逃离党组织，抵达武汉。及至他得知陈独秀亦身处此地，便由国民党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设宴相邀，迫使陈独秀共进晚餐。当时，陈独秀的政治身份已不明显，出于礼貌，他亦曾数度与其相见。
在与陈独秀的对话中，张国焘曾提出组建新的“共产党”的构想。然而，陈独秀婉言谢绝，并向张国焘坦言，他已无力承担起这一重任。
“敬请国焘今后切勿多此一举。”
郑学稼将陈独秀的信件及支票转交给了张国焘。阅读完毕信件后，张国焘感慨道：“仲甫先生向来如此。”未过多时，陈独秀便选择隐居于四川江津，自此与张国焘断绝了往来的联系。
陈独秀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考验，他无论遭遇兴衰，还是经历起伏，始终保持着光明磊落的品格，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坚守着自己的节操，这正是他令人赞叹与感动的所在。相较之下，张国焘的人生轨迹则与之截然相反。他早年投身革命，也曾为民族作出过贡献，然而，他的堕落与悲哀之处在于，他沦为了国民党特务，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反共反人民，最终连他的新主子也弃他而去，落得个客死他乡的凄凉结局。
股票配资账户管理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